年年春月,各家权贵都忙得不可开交。大年初一是自家人祭祖庆祝,从大年初二开始,亲朋好友们就要轮流上门拜年了。除了像焦家这样,身有两重重孝的人家,不能出门拜年,也不接待拜年的客人以外,一般初二走近亲,初三姑奶奶回娘家,好友、门生等上门拜访,初四、初五开始吃春酒宴宾客,过了初五人日,也有人借着春月办喜事的,因是大节下,各家女眷都能可了劲儿打扮,就连一般没出嫁的姑娘,这时都可以梳着稍微复杂一些的发型,戴上稍微更名贵一些的首饰,和手帕交争奇斗艳。宫中妃嫔们,往往也在春月里往外赏赐东西,这就又成了一番热闹。
今年的热闹,却要比往年都微妙了几分。那些在江南有关系、有人脉,甚至本身老家就在江南的官员们,或是激动、或是忧虑、或是兴奋甚至还有一听大喜的,他们已遗忘了春月的惯例,还没过初三呢,便聚在一起,暗自交换起了江南的消息。
当然,鸾台会也没有闲着,权世仁虽然人在广州,但苏杭鱼米之地,又是如今杨首辅的发家地,同和堂在当地不可能没有分号。同和堂所在的地方,鸾台会还会远吗?出了这样大事,他们自然也要往上送消息,再综合鸾台会于京城各武将勋贵人家的卧底发回来的消息,还有燕云卫里那若有若无的残存力量送回的信息,虽说蕙娘因为身上带孝的关系,并没有参与应酬,而良国公府对此事的态度也颇为漠然,但她跟在良国公同云管事身边,反而对整件事的规模和损害,有了比别人更为具体的了解。
苏杭一带,这回是真的闹出大事了。
若要追根溯源,则此次动乱,从半年前就已经有了一点苗头。这些织工都是江南本地出身,因为种种原因,或是不能、或是不愿从地里刨食,因此才来从事纺织行业。现在大秦对外开埠,松江衣被天下,苏杭丝绸有多少都卖得掉。前些年在织厂做工,比务农赚得多了,可随着新式织机的推广,织厂大受影响,第一批被淘汰的,就是新开办织厂中的不熟练工人。而这些人因没了家业,往往沦为流民,流民多了,社会便不安定,正好朝廷要开发西北,于是这些流民们,便成为了强制迁徙的对象,到了西北,朝廷有地给他们种,只收些利息银子,对于老实本分的人来说,也不失为一条出路。
但这些织工做惯了细活,哪里还吃得消回去种地?再说西北苦寒,江南富庶。孰优孰劣岂非一目了然?他们不能公然反抗朝廷的政策,只好千方百计地回避着锁拿他们的衙役。如此一来,便渐渐有了组织,能够守望相助,一道‘跑壮丁’。
人多了,就有了造反的勇气,这些织工最恨的还不是朝廷,而是织厂雇主,这些见钱眼开的商人,曾经鼓动他们放弃自己的职业和田地,投身进来做工,又在新型机器被发明了以后,立刻将他们赶出工厂,有些连工钱都没结算清楚。他们本已经一无所有,当得知朝廷在开春之后又要清扫、梳理江南,把流民强制迁徙到西北以后,便怀着‘吾与汝偕亡’的心理,目标明确地直奔从前的雇主而去。这一次,这些小织厂的主人,十有八九是肝脑涂地,陪着他们买下的新式机器一道葬身火海。他们的家人,有痛失一切,家财焚尽的,有受池鱼之殃,或是丧命或是伤残,或是被侮辱后自尽的,也有侥幸保得平安,只是散尽了家产打发工人们的。对于富庶的江南来说,这已经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动乱了。
但这还不算完,城门失火殃及池鱼,这些雇主的邻居们,有不少被火灾波及,有些村镇,防火做得不好的,甚至全村都被烧没了。这么大的动静,这么多的难民,府衙不能不管,总督为之震动,亲自督兵平叛不说,还从广东借调两支队伍北上,镇压闹事刁民。这么一来,本已被渐渐抚平的民愤更加沸腾,做下如此泼天大案,大部分人都明白自己不能活命了,既然如此,那便闹个痛快。
就蕙娘所知,白莲教、无生教在台面下也没少添乱,这么多方推动之下,腊月十七日,苏州城的总督府都被围住了,数百乱民冲击府门,若非府中戒备森严,总督府几乎都要被攻破。所幸数日后广州增兵到了,结合江南一带原本留守的少许驻兵,总算是渐渐稳定住了局势。现在苏州基本是平静下来了,可这股子乱民还没控制住,他们是最熟悉当地地理的,一个转身,又化为了最老实不过的住民,衙门急切间也不能将他们全辨认出来。因此,整件事还不能算是完全平息。
江南是什么地方,总督府都被围困了,京里不收到消息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这件事,要捂肯定是捂不住的,一定得往上报。而往上报时怎么说,那可就有讲究了。因现在衙门封印,正常的奏折是不被传递的,只有紧要军情折子能不受此限,但这事又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军情,所以江南总督府还保持了沉默,可已有些旧党官员按捺不住,运用自己的种种渠道,开始试图往上头反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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